钟叔河《盛世修史》随笔

盛世修史

云自在龛随笔作者江阴缪荃荪，在清朝当国史馆总纂，在民国又当清史馆总纂，是公认的修史专家。随笔论修史云：“马迁至欧阳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笔，虽美恶不等，仍各有体裁”；后来宋史有三十人纂修，元史有十六人纂修，反而体例参差，挂漏甚多，“此人多手杂之故也”。可见缪氏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并不主张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来修史。

时行说“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在说修史之前，先说说修志吧。日前购得一部大书北京市志稿，有一十五册，一九九八年北京出版，却是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修成的。据介绍：北京市政当局一九三八年秋设立修志处，拨款一万馀元，处长由市政府秘书长兼任，派秘书一人总管处内一应事宜，聘任总纂、分纂和特约编纂夏仁虎等十馀人分撰十四门三表，一人担任一门或一表，共二百卷四百馀万字，至一九三九年秋（仅仅一年时间），除故宫志一门未交稿外，便全部竣工了。

这是不是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呢？却并不是。新写的出版说明云：“此书不仅广泛蒐集了前代的文献，而且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我浏览了一下艺文志和艺文志补，所收约两千种关于北京“地与人”著述的目录和提要，比到国内任何图书馆去检索能得的多得多。礼俗志中记北京本地小吃，“驴打滚乃用黄米面蒸熟，红糖为馅，滚于炒豆面中，使成球形；各大庙会集市时，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卖，近年则少见矣”，也写得津津有味。持与近年所出志书相比，说它“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似乎并非过誉。

现今修史的详情无从知悉，修志的情况则多少晓得一些，即拿湖南省的“新闻”“出版”二志而言，这两册最多顶得北京市志稿中的两册吧，而所花的人力、财力、时间，都不知多出了多少倍。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北京断非盛世明时，夏仁虎等人何以能干得如此“多快好省”，愚如我者真百思不得其解。听说苏联研制秘密武器，设计者多为本国的犯人和敌国的俘虏，严密监管下不仅工效特高，保密也放得心，难道夏仁虎他们也是在刺刀和皮鞭下创造高效率高质量的么？

当事人的说法又否定了这种臆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先生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参加过北京市志稿的编纂，一九八八年又为志稿出版写了总序。他说，当时的总纂、分纂诸人“大都为学术界名流学者，各有专长，因而待遇优厚，礼敬有加”。“这些老辈不但对史例的制订，条目的安排，史料的选择，人物或事件的评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且从善如流，吸收年轻人来从事工作”（苏先生当时便只二十几岁），“所以如此庞大的著述，才能于短短一年内竣工”。既然“礼敬有加”，当然不会刺刀皮鞭伺候；而“待遇优厚”，则肯定要在一万元之外加办“特供”。

现在该“点题”来说说“盛世修史”了。近见报纸刊载：“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标的模式由各界承包，总经费至少在六亿元以上。”几千人和缪荃荪认为“人多手杂”的三十人和十六人相比，多了不止百倍，六亿元则是一万元的六万倍，真是盛世才有的空前盛况。只不知盛世的司马迁、欧阳修是谁？如今的缪荃荪又在哪里？他们会不会来投标承包呢？

（二零零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