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课闹革命”

1966年5月4日到2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罗、陆、杨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制定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支配地位。教育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五·七指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制定五·一六通知过程中提出来的。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五·七”指示。后来,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现象”就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夺取教育领域领导权”的最重要的依据。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群众“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在这些舆论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北京55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迅速掀起了揪斗校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浪潮,学校领导陷于瘫痪状态,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其它各地的中学生也纷纷起来“造反”。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召开后,公布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由于青年学生单纯、无知、好奇、冲动,8月19日就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到1966年底,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各级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学校党团组织亦相继陷于瘫痪。“停课闹革命”的结果是全国教育事业的大倒退、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