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和意境解读

(宋)苏轼

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词牌(望江南)，据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又因白居易词中有“能不忆江南”句，改名忆江南。此外，尚有梦江南望江梅梦江口江南好春去也安阳好梦仙游望蓬莱步虚声壶山好归塞北等诸名。一般为单调，宋人喜填双调，即将单调重复一遍。苏轼这首词就是双调望江南中难得的一首佳作。

词题超然台作。密州(今山东诸城)北城墙上原有旧台，年久破败。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由杭州调任密州，第二年，将旧台“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并由在济南作官的弟弟苏辙命名曰“超然台”，苏轼因之作有著名的散文超然台记。这首词是他在熙宁九年(1076)清明节前一天登超然台时所作。全宋词些首题作暮春。全词咏密州暮春之景，抒作者超然之情。语言晓畅，蕴含深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上阕一开头，就点明了季节，而且轻轻地拉开了舞台的帘幕，亮出了密州春景最有代表性的一角：柔软嫩绿的条条柳枝，在春风吹拂下，缓缓飘动，呈现出飘飘欲举的“斜斜”之态。春意正浓，春色还没有衰老(以人喻春)。这时，柳枝尚轻，柳叶未浓，而拂动它的，又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自然不会出现“颠狂柳絮随风舞”的狂态，也不会是浓阴垂地的静景，而是一番生机萌动、使人如醉如迷的丽春景象。“试上超然台上看”，词人一声召唤，把读者领到了他常常登高望远的超然台上。在这里，游目四顾，可以“南望马耳、常山”，东瞰“庐山”，“西望穆陵”，“北俯潍水”(超然台记)。而今天，词人指给我们所看的不是这些远景，而是目前城下的：“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护城河里，清清的半壕春水；城里城外，艳艳的一片春花；千家万户，参差错落的红墙碧瓦……这一切的一切，在清明时节的烟雨笼罩下，既真切，又朦胧，使人感到花花柳柳、迷迷蒙蒙，产生无限的遐想。唐人杜牧有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说的江南春景。密州地处北国，其春色之丽，原来也并不逊于江南啊。东坡胸襟阔大，才气纵横，他寥寥几笔，就给我们点染出了一幅看不透、想不完、赏不尽的阳春美景。而他老先生这时在想什么呢？这就是他下阕所要抒发的超然之情了。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寒食节后两天就是清明节，千家万户，都要出城扫墓。久别家乡、远离京都的苏轼，又正在政治上失意之时，目睹异乡春景，又见他人扫墓，怎能不思念家园、怀念亲人，怎能不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呢？在这异乡寒食，酒醒之后，他不由发出咨嗟之叹。看来，他在下边该有一连串的牢骚和感慨了。然而，东坡毕竟是东坡，他并没有沉入沮丧之中，而是以超然物外的旷达胸怀，既似劝人、又似慰己地道出了两个极为工整的劝句：“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不要在老朋友面前诉思亲怀乡的衷肠，且燃起寒食节后的新火(唐宋风俗，在清明节前两日是禁火寒食的)，煎煮这清香的新茶(指春季刚采的“雨前茶”、“明前茶”)。“诗酒趁年华。”趁着这阳春美景，饮酒赋诗，度过青春年华吧。这里，既有无可奈何的自慰，更有振志奋力的自勉。

苏轼是一位有卓越政见的思想家。他面对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心存君国，常忧民元，有一整套富民强国的改革方案，未能施展。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与他的目的虽然一致，但有许多脱离实际的错误主张和作法，他是反对的。因而被“新派”视为政敌，排挤打击，远离京师而外任地方官。他每走一地，都对民众疾苦十分关注。熙宁七年冬，他刚到密州，就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申述了这里的天灾人祸：“臣所领密州，自今岁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二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二万贯，却去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熙宁九年七月，他在密州祭常山文中痛惜地说：“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得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囷簏。麦田未耕，狼顾相目。道之云远，饥肠谁续？”他又说：“旱蝗之为虐，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南，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了解了这个背景，知人论世地读这首词，我们就可以想见，在蝗旱相属、民无岁蓄、“狼顾相目”的困苦灾年，寒食登台，作为太守的苏轼，就绝不是专门去赏景散心。他透过眼前自然界的阳春美景，看到了民间的疾苦和国家的祸患。所以，词中“烟雨暗千家”的“暗”字，就不单是烟雨笼罩的自然情景，而是包含了作者心底深处忧国忧民的忧思暗影。他的“咨嗟”也就不光是对景怀乡之叹，而是掺和着密州民众的苦难“咨嗟”。他词中所谓的“休对故人思”、实则不能不思的“故国”，也就不单指蜀中家园，也必然包括、甚至主要指的是京都所在：高居庙堂的君主大臣们，你们可知天下民众的苦难！可意识到国家的隐患！——这样的内容，在唐五代和北宋前朝，都只能在诗文中出现而不能诉诸词章的。而苏轼是一位极富独创和革新精神的文学大师，在词的发展史上，他是划时代的开创新局面的功臣巨匠。他打破了“词为艳科”、只能写“杯中物、眼前景、意中人”的狭小局面，使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成为“无意不可入，无情不可言”的文学正宗之一支。这首词虽不是苏轼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但我们仍可看出，其中既有李太白的飘逸，又有杜子美的沉郁。双美合璧，化出东坡本色。你看，他给我们展示的那幅密州春景图，多么明丽，多么美好，但—“暗”—“嗟”，又透出多么深沉的忧思。然而，他既不迷于美景，也不困于忧思，而是儒道相杂，既超然物外，又执著于现实。他以后的屡遭打击贬谪，随遇而安，至死不忘国家、民众，不改初衷，以及大量的传世佳作，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