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昼短》

[唐]李贺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本篇慨叹岁月无情，人生短促，具有警策精辟的哲理。作者李贺(790—816)所经历的贞元、元和之际，正是唐朝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极端混乱的时代。唐宪宗李纯沉迷于神仙、方士、政治上昏庸无能。作为唐宗室后裔的诗人对此自然忧心如焚，感慨良多;于是作此诗集中讥刺了李纯求仙访道的荒唐行为，阐明了光阴如流、人生难永的哲理。清王琦等认为“此诗大旨虽以‘苦昼短’为名，其意则言仙道渺茫，求之无益而已”。(李长吉歌诗)诗歌于人生的思索之中洋溢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诗歌起篇不凡，境界阔大，刻划了诗人翘首问天的英姿，表现了探究真理的精神。“飞光”指日月星光。“劝尔一杯酒”引用晋武帝的典故，武帝末年，长星见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尔一杯酒。”接着，诗人的诗思就驰骋于天地之间，向日月星辰倾诉自己对时间、生命的思索：我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只觉得夜寒昼暖在无情地消损人的生命。时间永恒、生命有限，这是一条无可规避的人生法则;不管是营养好的胖人，还是营养差的瘦人，都是这样。“食熊则肥，食蛙则瘦”，是说人有肥瘦是由于生活有富贫的差别。古人以熊掌为珍馐，富贵者食之;蛙则为贫穷者所食。但是，不管是胖是瘦，是富是贫，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岁月催人老，在这一点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而幻想长生不死则是美丽的自我欺骗。于是诗人发出了严正的反诘：“神君何在?太一安有?”神君，汉武帝时有长陵女子死后被她的妯娌奉为神，相传有灵异;武帝将她供奉在宫内，称为“神君”。太一，有寿宫神君，其中最尊贵的称为“太一”。这两个反问是说人总是要老死的，哪有什么神君、太一可以保佑人长生不老呢?当年汉武帝深迷神君太一，如今早已化为尘土，可见神仙之道是虚妄的、荒诞的。以上为诗人向天倾诉的第一层意思，旨在抒发自己对岁月无穷、人生有限的哲理思索，同时讥刺了迷信神仙的荒诞邪说。

第二层，诗人在这种仰首向天倾说的特定情境中，升腾起了浪漫主义的奇思逸想，从对挽留时间的遐想中欲擒故纵地表现了时间之不可留。“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是说天本有六龙驾日前行。“若木”为太阳出入处之树，山海经云：“灰野之山有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日所出入处。”屈原离骚中有“折若木以拂日兮”的诗句。若木生在西方，这里的“天东”疑为“天西”之误。“烛龙”，屈原天问中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留照之。”“衔烛龙”在西北无日明之处，也不在若木下边。这里只是借来指羲和驾日车的六龙。诗人以六龙驾日而行的神话为前提，生发出了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精彩绝伦的想象：“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日车以龙驾而行，而将龙斩而食之，使白天走不到尽头，夜晚也不能潜伏下去。这样，天车不行，日长在天，无昼无夜，无春无秋，自然就没有老死的悲事和少者的哀哭了。这一奇妙的想象从表面上来看紧紧扣合了诗题“苦昼短”，因为苦于昼短，所以诗人才想屠龙嚼肉，以使日永在天、白昼长驻、生命永在。但是，实际上这一想象是对幻想长生不死的反讽。意即要使“老者不死，少者不哭”，就必须斩龙食之。但是，这只是一种美丽的梦想，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而该梦幻之不能实现，就必然会使老者死、少者哭。这一层以正意反言、欲进而退的手法再次申诉了第一层中的“月寒日暖，来煎人寿”之意，是对“神君何在?太一安有”这一诘问的曲折延伸。它不但突出了意义的表达，而且使行文显得跌宕多变，强化了这首哲理诗的秾丽幽峭的浪漫主义诗意。

诗歌在对日月如箭、人生如梭的真谛作了正反两方面的申述之后，从翘首向天回到了现实人间、从富于浪漫意味的哲理探索转到了对求仙访道的现实批判。“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碧驴?”意承上文，用两个短促有力的反诘问句直捷地表达了对迷信神仙这一荒诞行径的批判：干什么去瞎饵金服玉，哪有白日飞升的人呢?道教迷信餐金服玉可以延长寿命，抱朴子中云“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任公子”为传说中骑驴上天的仙人。当时李纯迷信道教，幻想成仙升天。诗人以冷峻的笔调有力地揭露了这一幻想的荒诞，无情地宣布了这一幻想的破灭，极具现实针对性和现实批判意义。诗歌最后两句以汉武帝和秦始皇这两个好求仙、信方士的皇帝仍不免一死的结果借古讽今，再次向梦想长生不死、得道升天的唐宪宗发出规谏：刘彻的白骨仍还葬在茂陵，嬴政的尸车更耗费掉许多鲍鱼。刘彻，即汉武帝，死后葬在茂陵。“滞骨”化用汉武帝内传中所引王母语：“刘彻好道，然神慢形秽，骨无津液，恐非仙才也。”“滞骨”即指其“骨无津液”。嬴政，即秦始皇。他死后，李斯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秘不发丧，会暑尸臭，乃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诗歌以这两个皇帝的凄凉下场暗示了“乱服金丹”的唐宪宗的必然结局。

这首哲理诗鲜明地体现了李贺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将对时间和生命的思索、叩问同对唐宪宗的迷信成仙的揭露批判结合起来，既有玄远的人生思索，又有实际的矛头所向;既于有所指中作出超越性的沉思，又于超越性的沉思中始终不忘现实的锢弊。这突出地表现了李贺的浪漫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在艺术表现方面，诗人不是以空洞的议论为诗，而是运用奇特的想象、新颖的形象，真实地刻画了一个矫首天外、浮想联翩而又深沉孤激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是诗歌浪漫主义手法的体现。浪漫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手法的完美结合，使这首诗歌成了寄托其“哀愤孤激之思”的时间哲理诗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