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之《中山狼传》内容解读与赏析

马中锡

中山狼传的故事来自民间抑或文人创作，难以考定，宋人谢良已作有中山狼传小说，明代马中锡的这一篇与谢作基本相同，但情节更丰腴，文笔更谨严典雅，收入他的别集东田集中。

马中锡(约1446—约1512)，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今属河北)人。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及第，授刑科给事中。明武宗正德年间因反对太监刘谨弄权，被捕下狱。刘谨伏诛后，召为大同巡抚，不久升为右都御史。因主张对当时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进行招抚，被同僚中伤，死于狱中。

清代王士禛居易录称，马中锡中山狼传为刺李梦阳负康海而作。纪昀说：“(康)海以救梦阳坐累，梦阳特未营救之耳。”指出：“疑中锡别有所指，而好事者以康、李为同时之人，又有相负一事，附会其说也。” (四库全书总目)纪昀不同意中山狼传影射李梦阳负康海事的说法，认为那是一种附会，是正确的。那么，马中锡为何如此喜爱中山狼传故事，并加以再创作呢?纪昀所谓“别有所指”是什么呢?据明史本传载，马中锡“居官廉，所至革弊任怨，以故有名”。由此看来，马中锡是一个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有所作为的人。他的仕途风波和坎坷经历，可以说明他写中山狼传是有感而发的。觚賸也认为中山狼传“虽游戏之笔，当时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记以抒愤耳”。马中锡正是通过寓言小说中山狼传抒发对现实的愤怒和对世情的感慨，非指一人一事。

康海中山狼传杂剧末尾，东郭先生解释为什么不肯杀狼时曾说：“那世上负恩的尽多，何只这一个中山狼么?”可见，康海对世道也非没有感慨。而马中锡通过杖藜老人之口，更明确表示，负君恩的官僚，负父母的逆子，负师尊的叛徒，负挚友的小人等等都属中山狼之列。小说作者利用民间这个广为流传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揭露和讽刺当时某些社会现象和人情世态，特别斥责了生活中那些奸诈残忍、自私自利者的卑劣行径，借以唤醒人们的理性和智慧，做生活的强者。中山狼传给我们的启示远远胜过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等名篇。

小说中塑造了两个重要人物： 东郭先生与狼。

墨者东郭先生是个落魄的书生，他“策蹇驴，囊图书”，独身上路，北适中山国以求官职。他既无纵横潇洒之气，也无儒雅沉着之态。他的寒酸外表与他的落伍信仰，同样显示着不合潮流。他不辞辛苦，忙忙碌碌，外出奔走。当他“夙行失道，望尘惊悸”时，见一狼被赵简子的猎队追逐，仓惶奔来求救。这时，生活给他提供了两种选择：或者救狼而殉道，或者献狼而求仕。他甘冒“犯世卿，忤权贵，祸且不测”，竟选择了前者。为此，他“出图书，空囊橐”，装狼藏身，并当面扯谎，欺骗赵简子，伏质就地，匍匐以进，对赵简子卑躬屈膝，对狼真可谓仁至义尽。他明明知道狼“性贪而狠，党豺为虐”，却又要救它，可谓矛盾之极。由此可见，他不但是一位虔诚的殉道者、墨家的忠实信徒，而且迂腐到了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的程度了。

当风险一过，东郭先生救狼出囊之时，狼竟咆哮作声，“鼓吻奋爪”，欲食东郭先生。这时，他不禁恐慌起来。在无奈之际，他向狼提出询“三老”以决疑的策略，企图以缓兵之计，存绝处逢生之想。未料，老杏、老牸(母牛)的回答竟不利于他;后遇老丈，在此最后的生死关头，他竟“舍狼而前，拜跪啼泣”，以求活命，这也是迂夫子的彻底失败。

当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藜杖老人使狼“复缚囊中”，“目先生引匕刺狼”时，先生又发出了“不害狼乎”的迂叹，最终他还是听从了丈人的教导。东郭历大难而觉醒，教训已经够深的了。

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写狼。狼真是个能言巧辩、忘恩负义、反覆无常的恶棍，当他被猎人追赶、狼狈逃窜时，向东郭求救，词恳意切，言之凿凿，甚至引经据典，赌咒许愿，誓报东郭先生“生死肉骨”之恩，这是他狡猾的“投其所好”之术。不料东郭并非贪贿之徒，却是重义之人，故当东郭“徘徊容与”之际，狼不再甜言蜜语，空言游说，而是急不可耐地“跼蹐四足，引绳而束缚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猬缩蠖屈，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其时他是何等的忍辱求生，委曲求全啊!

东郭先生的一番智辩，有声有色，骗得赵简子远去。于是东郭满足了狼的“出我囊，解我缚，拔矢我臂，我将逝矣”的要求。狼出了囊，顿时感到绝路逢生，大难已过，不禁欣喜若狂，得意非凡。就像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反覆无常的恶棍，一旦得势，便恩将仇报，露出了凶恶面目，毫不犹豫地用双爪向先生扑来，欲啖东郭以饱腹，这正是狼性“贪而狠”的大暴露。它利令智昏，自认稳操胜券，故同意东郭之议，并信守“三问”。狼最后竟中了丈人的计谋，重缚囊内，遂被丈人与东郭毙于道路，结束了它罪恶的生命。看到狼的下场，令人如释重负，大快不已。恶人得恶报，这正是人民的愿望和理想，狼的结局不过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已。

人与杏、人与牛、人与狼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毫无疑问，作者用一半的篇幅，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人与杏、人与牛之间的关系，目的无非是为了拿来与人与狼之间的关系作对比，说明他们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老杏、老牛把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比作东郭先生与狼的关系，认为他们对人作了无私的奉献。老杏从一核种下，至今二十载，十几年来，“老圃食我，老圃之妻食我，外至宾客，下至于仆，皆食我。又复鬻实于市以规利。我其有功于老圃甚巨”。今当树老干朽，被老圃伐条、芟叶、售材，“不免斧钺之诛”。至于老牛，当年被老农以一刀换来，及壮，为老农耕田、拉车，仰靠他完成老农的衣食、婚姻、赋税等。抚今追昔，即将进庖丁之门，“砺刃于硎以待”，怎不怨愤填膺，死不瞑目呢?老杏、老牛认为它们有功于人，结果却作了人的牺牲品，其情况的表面价值和东郭先生与狼无异。它们的控诉给恶狼忘义吃人提供了理由。既然弱肉强食是人世间的规律，那末，要制服背义者只有以智以力。藜杖老人的一刀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狼欲食东郭先生之时，理直气壮，它提出的观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狼认为他吃东郭，是天经地义之事，并不存在什么“负恩”、“理亏”的思想负担。从这一点上看，人对老杏、老牛也是如此。但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否则，法律、道德就无从谈起。许多恃强欺弱、以怨报德的坏蛋正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振振有词地干恶事的。这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泛生物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歪人自有歪理。

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小说，作者以儒家思想批判了墨家“兼爱”的无原则性，将哲学诉之于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采取拟人化的手法，把狼、杏、牛都人格化了，写其性格、谈吐，极富个性，生动有趣。作者善于通过对话和具体行动的描写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不同风貌，颇为成功。如写狼在危困时的低声下气、摇尾乞怜之态，与脱险后的无理强辩、“鼓吻奋爪”之状，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小说围绕狼该不该吃东郭先生的问题，安排了狼与东郭先生、老杏、老牛的对话，广泛地联系了人情世态，在反复的争辩中，进一步阐明了小说的主题。由于作者有较高的文字修养，使这篇小说结构严谨，层次井然，步步深入，动人心魄，描写酣畅淋漓又生动活泼，在明人文言小说中堪称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