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原文、鉴赏、赏析和意境解读

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黄生唐诗摘抄云：“杜诗强半言愁，其言喜者，唯寄弟数首及此作而已”。方东树评此诗云：“通篇一气，而沉著激壮……与流利轻滑者不同。”(昭昧詹言卷十七)邵子湘也称其“一片真气流行”，“为神来之作”(杜诗镜诠引)。

本诗作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春，时距安史乱起已八个年头，而自杜甫入蜀算起，亦已四历冬春。此时诗人虽已在成都建起了浣花草堂，又新近至梓州迎取了妻儿，然而国破之痛、桑梓之思却刻刻萦于心头不能暂辍。“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泗一身遥”(野望);“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始欲投三峡，何由忘二京”(悲秋);这些就是四年来诗人歌唱的主调。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王师先后克服东西二京，眼见曙光在望。焉知形势苍黄，次年六月，史思明再叛。越冬至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大败于滏水，九月李光弼败退，洛阳再度陷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李光弼又败于邙山。二年间，大片土地，再陷敌手。其间唐军虽有局部胜利，形势却如犬牙交错，前程难卜。这样诗人出蜀的愿望眼见将归于破灭。然而到了宝应元年夏李光弼、田神功睢阳一役大破史朝义，使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十月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会同回纥兵收复东京，光复河南失地，十一月渡河北进，追灭史朝义，河北叛军纷纷降唐。至宝应二年早春，史朝义败亡自杀，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长期的积郁，至此一扫而空;濒于绝灭的企望，眼看将成为现实。喜讯传来，如拨云雾而见青天，遂催起起联惊挺突兀的吟唱。金圣叹杜诗解卷四批云：“先生在剑外，刻刻思归洛阳，为因祸乱未息，朝中绝无动静，反放下念头过日子，谓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得听好消息。今一传到耳，且不问事之虚实，不觉大喜遍身。喜极反泪，此亦人心之常，勿作文章反跌法会去了也。”此评甚有见地。诗题为“闻官军”云云，但起句先不及“闻”字，却以“忽传”字沟通“剑外”与“蓟北”数千里空间，并勾起次句“初闻”二字，遂逼出“涕泪满衣裳”。这就是所谓“反跌法”。但是这一反跌并非苦思结撰的产物，而是郁勃的激情的突发。故发端先得引满而发之势。

带着激动的热泪，诗人回看共经患难的老妻少子，他们往日攒眉泪眼的愁状已不知向何处去，于是自己也不禁“漫卷诗书喜欲狂”。颔联是首联的自然发展，共写“初闻”之惊喜，而顺叙中，心理又有一层曲折。首联着重于惊喜之“惊”，颔联则着重于“喜”字。喜讯乍来，犹如梦中惊起，这是否是真事实情呢?待到回见妻子的高兴神态，诗人更证实了喜讯之不虚，于是由喜极似悲，复又大喜若狂。金圣叹批云：“‘漫卷诗书’妙。身在剑外，以致惟以诗书消遣过日，心却不在读书上。今已闻此捷音，极其得意，要这诗书何用?见摊在案头者，趁手一总卷去，不管他是诗是书，一类非一类也。写初闻光景如画。”(杜诗解)所谓“写初闻光景如画”，正是说的在写初闻实情的细节中，入神地传达出诗人的曲折的心理状态。

首二联写初闻捷报之惊喜，就笔法看，“忽传”勾出“初闻”，“初闻”带起“却看”，“却看”引起“漫卷”，“愁何在”一笔侧写，最后落到“喜欲狂”，诗势似贯珠走盘，一气而下。然而在这狂喜中实蕴有八年来的深痛极哀;故而在一气流转中更有百折千回的感概，正如方东树所云“沉著激壮”，“从肺腑中流出，故与流利轻滑者不同”。

“喜欲狂”是上四句初闻惊喜的结穴，又是下四句由惊喜而展望的发轫。因“喜欲狂”，故而竟放歌纵酒。纵酒高兴，遂更生买舟返乡之遐想。虽然此身尚居蜀中而此心早已高举远翥，在“白日”辉映“青春”明丽的美景中，归返的心情如此急不可耐。“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金圣叹又批云：“‘即’是即刻，‘便’是便易(按便当释随即就，金说小误)。巴峡在重庆，巫峡在夔府。‘穿’字见甚轻松，有空即过去也。巫峡顺流而下，遂至襄阳，此是一水之地，故用‘下’字。洛阳已是陆路，故用‘向’字。此写闻过即欲还乡，神理如见。”金说鞭擗入里地抉示了诗人当时因狂喜而沉浸于想象中的情态。他不仅具体地设想了一路的节节行程，更如身历其境般地品味着归途中的河光山色，消受着内心的无比喜悦。这两句句法类同，又连用四个实际存在的地名。一般说来，作诗实则易滞，类同易板，但杜甫用来却“不嫌直致”，因为他写来“情事分明而又皆虚拟，”(均方东树语)种种具体想象中无不洋溢着似痴若醉的欢快情兴，这种情兴贯穿在“即从”、“穿”;“便下”、“向”，四个虚词中，前后勾连，带动了四个实词。这样以虚为实，由实生虚，虽然二句四地名，句法类同，而读来却有春水送舟，历历如画之感。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不着议论，不发感概，而神韵悠远，寻绎不尽。

王嗣奭杜臆总评此诗云：“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确实，由真朴的激情而产生的喜跃的意兴是贯通全诗的神理，它随情曲折，从而使一气流注中具有夭矫之势、顿挫之致。这就是本诗的精髓。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代表着杜甫七律中一类在诗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别格。杜甫之前的七律，其主流虽有沈(佺期)、宋(之问)之工丽缜密与王(维)李(颀)之“精华秀朗”之别，而大抵以风华芊茂，兴象超妙为共同特点。七律至杜甫而大变，姚鼐今体诗草序目称“杜公七律，包古今之正变，不可以律缚，亦不可以盛唐限者。”本诗即其诸多变格中的一种。它的主要特点是直抒胸臆，不加藻饰，易初盛之重韵而为重意重气，并多借助于虚词的勾连映带，遂形成流畅跌宕的新格调。这一格调至贞元时起为许多诗人所取法，而至刘禹锡、白居易手中更进一步发展而成为元和长庆间七律的主调之一，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七律亦多从此窥入。刘、白，苏轼的七律，颇多佳什，然正如后人所论往往不免轻利粗豪之病。而这在杜甫此类作品中却极少产生。因为杜甫此类作品之流畅跌宕，乃是以其博大深沉的感情为底蕴，在流荡中兼寓着方东树所说的“沉着激壮”之致。因此我们可从中领悟杜诗之正格与变格的主从关系;领悟诗史上这类七律的流变得失。执正驭变，以“沉着激壮”求“流畅跌宕”，是此路诗作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