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影神三首并序·[晋]陶渊明》原文与赏析

[晋]陶渊明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并序是由形赠影、影答形、神释和序四部分共同组成的。它是陶渊明一生心态的结晶，更是其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第一首形赠影共十六句，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六句，以“最灵智”的人同“天地”、“山川”、“草木”对比，为组诗张本。第二层八句，以“世中”、“适见”印证，进一步彰明形同草木、人生短暂之自然规律。最后两句为第三层，写出形累于养而劝饮的心态。第二首影答形也是十六句，分三层。前两句为一层，总写“存生”、“卫生”不可之“苦拙”。接下来十句，具体写“存生”、“卫生”不可，最后只能落得“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的下场。第三层四句，也以无可奈何的口气，答出应为“有遗爱”而“立善”。两诗主旨，不管是“劝饮”，还是“立善”，都是诗人在序中所说的“斯甚惑焉”的营营惜生者，在“极陈形影之苦”，也即形累于养而劝影借酒浇愁、及时行乐;影役于名而规形不要借酒消忧，应当为获得“遗爱”而“立善”。一赠一答似有不同，然而都是“忧”之产物。人怎样才能彻底摆脱“忧”、“苦”的樊笼呢?“好事君子”怎样才能做到“共取其心”呢?组诗的最后一首神释作了点石成金的诠释。神释二十四句，分四层。第一层八句，是神之自释;第二层六句，集中释死;第三层四句，分别为上两篇“劝饮”、“立善”作结;最后一层为全组诗“结穴”，点出“委运任化”的哲理。到这里一切人间忧苦都化为忧天杞人的笑柄，使人进入纵浪大化、不喜不惧、应尽须尽、无复多虑的境界之中。形影神并序这首组诗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酷似道家的“齐物论”。然而细细分析，两者却有质的不同。“齐物论”的核心是“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的相对主义。它否认事物的差别，抹杀人的能动性，主张无为而治，没有进取思想;而陶渊明的“委运任化”的哲理，却是以排忧解难、让“好事君子，共取其心”为前提，启发世人把自己看作大化中的造物，有其生，有其死，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那是它们的规律;“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那又是草木的常理。人的常理就是：“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只要看透了这一点，或者说认识了、承认了这条自然规律，那就会无私无畏。因此也就不会“举目情凄洏”，或者“念之五情热”了。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影神并序所表现出来的哲思是唯物的、有为的、于世有补的。这组诗也是陶渊明一生心志的结晶。他少爱儒学，颇有积极抱负。他想出仕报国、“兼济天下”，然而动乱的时代、残酷的现实，使他八斗之才难于施展，凌云壮志不能实现;他想归隐自适、“独善其身”，但又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他一生屡仕屡止，东篱吟咏，南山唱答，就是这种儒家思想弥漫其心身的佐证，就是他一生始终处在矛盾斗争旋涡中的说明。另外魏晋又是佛道盛行的时代，沾染了虚无缥缈的老庄思想是自然的。然而他毕竟不是老庄的信徒。有人说他是儒道合璧的混和物，有人说他是以儒学为主、道学为辅，这些似乎都有道理。其实，更确切地讲，他的这种思想是从儒道夹缝中升华出来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运化观。究其底里，它不同于儒学，也不同于道学，而是为了让“贵贱贤愚”“营营以惜生”者解其“惑”，让“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的义理，是一种属于唯物主义的有进取意义的哲思。他的这种哲思的产生，应当说是诗人一生学习奋斗、思索汲取儒学的进取精神，弘扬道学的辩证观点的结晶，是诗人对社会、人生与大自然关系认识的飞跃。形影神并序这首不可多得的组诗，无疑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运化观的发展。这是本诗的一大贡献。组诗的贡献之二是它的形式。对于自然的人，形影神三位一体，本不可分，而诗人却将它们巧妙地独立出来，而且都赋于人格化的有思维的赠答形式。这种作法，不但丰富与拓宽了古代赠答诗的领域，而且十分恰当地为全诗的主旨服务。对于人来说，形影固然重要，但比起“神”来，从哲学意义上讲，似逊一筹。因为“形”与“影”都是受“神”支配的，诗中所说，不管“形累于养而劝饮”，还是“影役于名而求善”，都是在一定的“神”支配下产生的。这种“营营以惜生”的“神”，只能给人带来痛苦，不能使“好事君子，共取其心”。那么什么才是“神辨自然”之“神”呢?最后神释水到渠成地作了点化和诠释。也就是说，前两首是后一首的“的”，后一首是前两首的“矢”，矢到的落，解决了序中“斯甚惑焉”的问题，完成了全篇，突出了全诗的主旨——唯物主义的自然运化观。这种形式水乳交融地服务于突出中心。当然，这种形式不是陶渊明的首创，远在列子中就将“力”与“命”分而述说过。在此影响下，陶渊明对这一形式作了发展：他不但将散文列子“力命”的形式运用到诗歌中去，而且将“力”与“命”的二元赠答发展为三维赠答，开了这类诗歌的先河。加之冲淡深粹，语出自然的风格，都给组诗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