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答钱公辅学士书》唐宋散文鉴赏

王安石·答钱公辅①学士书唐宋散文鉴赏

比蒙以铭文见属②，足下于世为闻人③，力足以得显者铭父母，乃以属于不腆④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⑤。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⑥，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

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⑦也。足下虽多闻，要与识者讲之。如得甲科⑧为通判，通判之署⑨，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⑩，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异于闾巷之士，而与天下有识同，此其所以为贤而宜铭者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七孙业文{11}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诸不具道{12}，计足下当与有识者讲之。南去{13}愈远，君子惟慎爱自重。

【注】

①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仁宗时为太常丞、集贤校理，曾通判越州。其时（至和二年，1055）带有集贤院学士衔。②蒙：敬词，承蒙。属：同“嘱”，委托。③闻人：有名望的人。④腆（tiǎn舔）：美好。⑤增损：增加或者减少，此指修改。⑥见还：将原文退回来。⑦立：建立，指家庙，即宗族祠堂。⑧甲科：科举考试的第一等。⑨通判：官名。在州府设置，地位略次于知府、知州，与地方长官共同处理政务，而且还有监察官吏的实权。署：官署，官员办公的地方。⑩市井小人：普通老百姓。市井，街市，旧时交易的地方。{11}业文：以文为业，都是学习写文章的人。{12}诸不具道：种种不一一细说。{13}南去：指钱公辅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任通判，地在北宋首都汴京之南，而作者写此文时在京任群牧判官。

这是一篇书信体的作品，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当时在朝中任群牧判官。古代书信体的作品，有不少名篇，风格多样，这一篇是长于说理的佳作。

之前，朝中同僚钱公辅请王安石为他去世的母亲永安县太君蒋氏作墓志铭，王安石答应了。但墓志铭写好给钱公辅后，却收到钱的一封来信，认为“未副所欲”，即不符合钱家的要求，希望“有所增损”，对内容进行适当修改。这很出乎王安石的意外。他不愿意改动，要求将自己起草的墓志铭退回。为此，还特地写了这封信予以正面答复，就是本文的答钱公辅学士书。

文章第一段用以介绍具体的情况，说明复信的原因。对方希望能够有所修改，但是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认为“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对方看不上，那么只有请对方将原文送回，另请高明撰写。在这里，作者的态度是认真而严肃的，无可动摇也不可调和的。

接下来的第二段中继续申说“不可改”的几条理由。第一，“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也”。意思是说，像太常丞、集贤校理这样的小官是不能立家庙的，只能是“祭如寝”。所以，即使以蒋氏丈夫钱冶而论，也才是“赠兵部员外郎”的职务，同样不符合立庙的标准。故而，均不能写进墓志铭里去。

第二，钱公辅有五个儿子，但还有公谅、公谨（官郑州新郑尉）、公仪、公佐四人的官衔均不值得写进去，七个孙子尚还年幼，“贤不肖未可知”，也不宜列名。如果长大了，“业文有可道”，当然可以增加。至于“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风景虽美，也不值得写进先人墓志铭中来夸耀。这明确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重道轻俗，认为钱公辅口口声声要增加的东西都是俗不可耐的。

后文里的“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就是间接讽刺说一个人官有多大，庙有多富丽堂皇，官署有多美丽，都是次要的，如果斤斤于此，足以说明为人之俗，视野之窄。

第三，作者在墓志铭中强调的恰恰是钱母蒋氏的高贵品德（即儒道），“自其嫁至于老，中馈之事亲之惟谨（亲自下厨房），自其老至于没（去世），纫缝之劳（亲手操持缝补之事）犹不废”。描绘了一位一生孝顺、勤劳、吃苦、公正、谨慎的古代妻子，处处体现出她的奉献精神。这是应该铭记却被钱公辅而忽略的，也是作者认为不应该的地方。

这封信虽然没有表达什么高远的志向，但是凸显了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就是利用先人的功名来追求名利是十分低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后人评论

唐顺之：“语甚切直，可以裁谀墓者。”（文编卷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