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名士有部落 东南无与常匹俦

清代,常州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极为兴盛,恽南田、张惠言、庄存与等在绘画、散文、词学、今文经学等方面自有特色,形成了风靡一代的常州画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和常州学派。另有史学家、文学家赵翼,诗人黄景仁,舆地学家洪亮吉,目录学家孙星衍,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当得起龚自珍所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
常州画派
清代花卉画有写生、写意、勾勒、没骨等派别。在这些派别中,能自立体势、别开生面的是常州人恽南田所创没骨花卉。恽南田(1633—1690),字惟大,号南田,武进人。幼承家学,从伯父恽向学画山水,后改习花卉,师法北宋徐崇嗣的没骨花卉技法并加以发挥。方薰山静居画论云:“恽氏点花,粉笔带脂,点后复加以染笔足之。点染同用,前人未传此法,是其独造。”恽南田既师古人又师造化,每画一花,必竭力描摹,得其生香活色而后已,故其花卉作品,既有宋人的精谨,又有元人的澹逸。时人竞相效仿,恽派花卉盛行于康熙、雍正年间。“常州派”这个名称是比南田稍晚的张浦提出来的,他记述当时没骨花卉的盛况说:“近日无论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户户正叔(南田另一字),遂有‘常州派’之目。”恽南田有落花游鱼图、五清图、国色香霁图、桃花图等传世。
阳湖文派
乾隆年间,以恽敬、张惠言为首的阳湖文派继桐城派而起,成为清代散文一个重要流派。阳湖派继承过去的文论,重视文章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要求阐明“圣人之道”,要做到“辞达”,指出为文如为人。在写作方法上,阳湖派主张除了取法于左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外,同时还要兼取诸子百家,因而阳湖派的笔势比较放纵,思想也少拘束,为当时经学鼎盛的时代增加了一点文学的气息,但它终于没有脱出宣扬圣贤之道的窠臼,和桐城派一样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常州词派
清初词坛占统治地位的流派是浙江秀水人朱彝尊创立的浙西词派。朱彝尊提倡“雅正”,以南宋格律派词为正宗,并视词为小道,认为它“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所以浙西派的词大都写琐事、记宴游。在这种情况下,嘉庆年间常州词人张惠言起而振之,力挽浙西词的颓风流弊。他选录唐宋四十四家词一百十六首,编成词选两卷,在序言中肯定词和其他文字体裁同样具有言志咏怀的功能;在词的表现手法上,张惠言针对浙西词派刻意追求形式的倾向,强调词要有比兴寄托,做到“意内言外”“婉约多讽”。张惠言的词论出现在清代词坛,使人们耳目一新,因此广泛流传,“自是以还,词学大昌,江浙之士,以不能填词为耻”(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常州词风之盛、词人之众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常州学派
清代是经学极盛的时代,初期经学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都研究古文经,后两派衰落,直到乾隆年间,常州人庄存与开辟新境,创立清代今文经学派——常州学派。因他独崇公羊传,故称公羊学派。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著有春秋正辞、春秋要旨、尚书既见、彖传论、毛诗说,汇为味经斋经书。他治经的特点是不拘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重名物训诂,专求所谓“微言大义”。他的外孙刘逢禄继起,著有公羊春秋何氏释例,发挥公羊学说,使“公羊学”成为卓然有力的学派。庄存与和刘逢禄所以尊奉春秋,独崇公羊,是因为他们认定春秋是“经世”之书,可以“举往明来”,而春秋的大义,存在于公羊之中,在当时思想界受汉学、宋学的牢笼束缚,绝少有正视和研究社会问题的窒息空气下,常州学派强调“经世”,是有其革命意义的。
清初,武进、阳湖有“诗国”之称,赵翼、洪亮吉、孙星衍、杨伦、黄景仁等诗人闻名诗坛。黄景仁曾读书于常州“两当轩”书斋,是有名的少年才子。赵翼是早熟晚凋的诗人,驰骋诗坛五六十年,并且在文学批评、史学方面卓有成就。洪亮吉又是著名的舆地学家,并提出了卓有识见的人口论。孙星衍精研目录学,著孙氏祠堂书目,为保存古代文献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在常州文化百卉图上灿若群星,互相辉映,蔚为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