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的邮政电信[1]

战时大后方的邮政事业有了较大发展。自1938年到1941年底,共新增邮政局所12000余处,新辟邮路132,000公里。
战前全国电报线共95000余公里。抗战爆发后,电信设施遭到很大的破坏,如电报线路沦陷损毁便达4.5万公里。而西部地区原有的线路失修情况也颇严重。1938年初,由交通部、军政部、军令部、航空委员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战时电信委员会,规划和协调电信建设工程。
从1938年起,后方地区历年电报线路建设均有显著进展:1938年4401公里,1939年8401公里,1940年6213公里,1941年1562公里,1942年1979公里。同期整修旧有线路约2.5万公里。至1942年底,后方地区共有电报线路达9.1万公里,虽较抗战爆发前减少约4000公里,但年收发达37000万字,大大超过战前全国24000万字的收发报数。1937年全国电报局为1200余处,线路约10.5万公里,抗战期间,后方线路增设2万余公里。
抗战爆发后,电话设备及线路拆卸抢运至后方者颇为不易,先将自南京、汉口两地撤移之自动交换机用于陪都重庆,至1941年底,重庆城区原人工电话500号改为自动电话1500号,新市区自动电话自1000号扩充至1800号。到1942年,重庆市区电话已经全部改为自动转接,其机器和主要线路逐步移装地下。另外,成都、昆明、贵阳、西安、衡阳、常德、曲江等十多个后方城市的市内电话,也得到了整修扩充。另增设西昌、宜宾、沅陵等小电话局九处。至1944年底,后方城市市内电话总容量约达万余号。
长途电话方面,战前共有长途话线约5.3万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长途话线损失达2.3万公里。1938年至1941年12月后方新设长途电话线共2.5万余公里,合计共有5.5万余公里。从通话地区看,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规划并实施了西北、西南长途电话网,以能够与后方各省联络为目标,展接用话单位。以重庆为枢纽,历年开通长途电话的地区就有:1938年:万县、长沙、宜昌、衡阳;1939年:桂林、南昌、洛阳、老河口;1940年:巴东;1941年:合川;1942年:龙门、沅陵、黔江。另一个长途电信中心衡阳至下列地区也先后开通了长途电话:汉口、南昌、沅陵、贵阳、吉安、南岳、湘潭、南平、邵阳、万载、芷江、上饶、曲江。另外,后方不少地区之间开通了无线电话电路,如从昆明分别通往重庆、贵阳、成都、河口、桂林、西安、下关、上饶。值得指出的是,新增筑的长话线路中涉及南宁以西至云南滇越路以东地区,使得滇桂间军讯得以直接联络;而湖南、湖北、四川间线路,使第五、六、九战区近前方的军讯联络得以畅通,还有益于江西与安徽间的联络。
在国际通信方面,1938年开通了重庆、成都至莫斯科、马尼拉、河内、西贡、万隆的线路。1939年开通了昆明至仰光、河内、香港的线路。1940年开通了成都至日内瓦的线路。1941年开通了重庆至洛杉矶、旧金山、新加坡的线路。1942年增加了重庆、成都、昆明至夏威夷、孟买、德里、加尔各答、悉尼、密支那、曼德勒、腊戍等地的线路,基本保证了中国大后方国际通信的畅通。
在筑桂、桂衡、衡长、西安至贵阳等线段完成三路载波机,从而加速电话接转、增加通话容量,起到了增加线路的作用,并构成后方地区辐射通信网。该工程于1943年全部完成,也是中国建立长途电话中心制之肇始。至1943年底, 全国长途话线共66,700余对公里,其中属于战前架设的为29,800余对公里,而战时新架设的达36,900余对公里。
抗战时期在无线电话方面,国民政府交通部拟定了同样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的通信网计划,覆盖及贵阳、昆明、兰州、康定、桂林、南郑、赣州、迪化等地,总共建立大型电台10余处、中小型电台100多处,为维持军需民用之通话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37年至1941年中国大后方电信事业概况如下: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电信局所(个)	928	941	971	1135	1167
电报(万字)	26121	25308	27541	30986	40999
长途电话(万次)	250	200	240	273	243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