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口中剿匪记》原文

口中剿匪记原文

口中剿匪记 是丰子恺先生1947年在杭州时所作。大家知道丰先生在八年抗战中以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共存亡，曾颠沛流离，吃尽苦头。但是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他早已不是远离尘世的缘缘堂隐士了。1945年抗战胜利局势形成，他原可及时返回上海和浙江故乡，但当时“陪都”重庆，一切交通工具都被达官贵人霸占，一般文化人要买到飞机票或轮船票，比登天还难。因此，子恺不得不乘着公共汽车离开重庆，取道绵阳、广元，出汉中，经宝鸡，由陇海线到开封，他带着家眷，沿途卖画，备尝艰辛，在郑州甚至曾因当局的“戒严令”，全家不得不在街头露宿一夜。当时交通拥挤，购买火车票还得依靠权势，而生活拮据，几致流落在半途，无法返乡，困顿程度竟超逾战时逃难。幸而子恺盛名四传，人们一旦知道这位年近半百的美髯公，原是丰子恺，就多出力协助，这样就终于到了武汉，在那边举办了一次画展，解决了盘川问题，在1946年深秋才回到上海。过了年，到杭州在静江路定居。口中剿匪记正是他从实际生活中深切认识到贪官污吏统治下的社会真相后，写出来的作品，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的“劫收”大员在全国各地丑闻百出的期间，子恺应声而起，写下这篇很有时代影子的小品文。

子恺作画，常强调“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他的散文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口中剿匪记显然是这样的作品。他借着自己患牙病的机会，陈述自己怎样下决心把所有的病牙全部拔除。他痛陈他的十七颗牙齿“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哪知道它们“渐渐变坏”，“一味对我贼害”，“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 便是我亲生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 他还说他以前反对拔牙，因为怕痛，又怕不近人情。现在他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终于下了决心，“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宣告“全部贪官，从此肃清”。

作者的笔调机警又幽默，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子恺对当时的政局的忿怒。这里，他早已不是看破红尘的佛教徒，而是嫉恶如仇的战士。

像口中剿匪记这样“弦外有音”，而笔锋却直指黑暗现实的作品，在25年后的1972年，子恺笔下曾又出现过，不过那时在“四人帮”统治下，社会更黑暗，统治的手段更残酷。子恺经疯狂“批斗”之后，早已失去写作的权利，他是在谁都不曾发现的情况下，每天清晨四时左右起床偷偷地写下来的。其中有一篇题目叫歪鲈婆阿三，写农村一个在店门口包豆腐干的阿三，平时好赌，又贪吃懒做，有一次出一角钱买了一张彩票，大年夜竟中了头彩。到了年初一，他顿时阔绰起来，褴褛的衣服换了一身花缎皮袍皮褂，到处大吃大喝，滥吃滥用，许多穷汉追随他，称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向他要钱，他一摸总是两三块银洋。当时子恺的母亲对对门豆腐店的主妇定四娘娘说：“把阿三脱下来的旧衣裳保存好，过几天他还是要穿的。”果然，到了正月底边，阿三又穿着旧衣裳，坐在店门口包豆腐干了。子恺先生这篇散文最后说：“我年逾七十，阅人多矣。凡是不费劳力而得来的钱，一定不受用。要举起例子来，不知多少。歪鲈婆阿三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自古以来富贵荣华难于久居，大观园不过十年，金谷园更为短促。我们的阿三，把它浓缩到一个月，对人也可说是一声响亮的警钟，一种自动的现身说法。”子恺作此文，正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处在炙手可热时期，他写这几句话，弦外有音，针对的正是当时这批政治上的恶棍赌徒。

子恺散文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尽管思想有发展，但笔调始终潇洒超脱，语言始终富有情趣，感情始终诚恳真挚，形式也始终朴素无华。宋代洪迈写的 容斋随笔，它的序作者李瀚曾称赞这些作品：“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而且使人“大豁襟袍，洞归正理，如跻明堂”，使人“胸中楼阁四通八达”。我想子恺散文，不论是渐，还是吃瓜子;是口中剿匪记，还是歪鲈婆阿三，也都应该当得起这样的盛赞和美誉。

(徐开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