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

朱湘

文史研究工作者提到朱湘，总会说鲁迅曾喻他是中国的济慈，以示显赫。对此颇有疑问，鲁迅和朱湘基本没有交集。再说了，中国的济慈也不是多高的评价，好上天了，也不过第二，别人的影子而已。奇怪的是，朱湘研究者们津津乐道。大概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不攀上鲁迅衣角，总觉得气短。

“中国的济慈”一语出自鲁迅一九二五年写给向培良的一封信，结尾说：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两篇。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

这封信的内容，明显带有批评的笔调。为什么要删掉斥他的文章呢？因为“朱湘似乎也已经掉下去，没人提他了”。朱湘在鲁迅心中的位置，可想而知。鲁迅又说“虽然是中国的济慈”，并且在前面加了一个破折号，这是明显讽刺的一个暗记。“虽然是”三字，实则说明当时文坛有人认为朱湘是中国的济慈，鲁迅不过拿来一用而已，“中国的济慈”云云，并非赞誉。

我读到朱湘的第一首诗是采莲曲：

小船呀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妖娆。

……

那时候，正当青春年少，文字间极度的轻灵与柔美，一见之下，被勾住了。如今回头看，不觉得这样的诗歌多差，但也不认为有多好。民国旧人的新诗，读过一些，朱湘的东西别有风味，从旧诗词里点化而出，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取用，安排得熨帖妥当，营造出一种很好的意境，同代诗人并不多见。

采莲曲写于朱湘婚后，但文艺归文艺，生活是生活。因为和妻子是指腹为婚，接受过新思想的朱湘内心里有排斥。婚礼上大兄要他按旧有的程式行跪拜礼，朱湘只肯鞠躬。大兄面子上挂不住，大闹洞房，龙凤喜烛打成两截。朱湘一气之下，当即搬到了二嫂薛琪英家里。本是同根生的兄弟，自此形同路人，相逢仿佛不识。

和诗歌相比，朱湘的散文还入不了上品。一来数量太少，二则个性不够鲜明。散文写作，见解、知识、阅历固然重要，更需要字里行间的个性光芒。朱湘的散文平静，秀美，偶有洞察处，北海纪游烟卷书徒步旅行者江行的晨暮等几篇可圈可点，也最能表现独有的风格。北海纪游有这么一段：“……最后，白杨萧萧的叹起气来，惋惜舞蹈之易终以及墓中人的逐渐零落投阳去了。一群面庞黄瘪的小草也跟着点头，飒飒的微语，说是这些话不错。”清明澄澈的行文有一些萧瑟幽冷的气息。

朱湘喜欢写死亡，年轻时候写有一首葬我：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缨花下，

永做着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生老病死，死放在人生的最后，也是人生不可绕开的一个永恒话题。死是身体的寂灭，原本该是悲伤的，朱湘笔下却有种菩提树下佛陀涅槃时的安详淡然。

长期寄人篱下和被异视，给朱湘带来了极其沉闷的心理重负，自卑中生出仇视，又表现为极端的自尊。这种情形下，几个兄弟姐妹也不喜欢朱湘，始终将他看作外人。

后来，朱湘性格越发孤傲乖僻，说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采莲曲没有被徐志摩发诗镌头条，于是骂徐志摩是一个“瓷人”，“瞧他那一张尖嘴，就不像写诗的人”，又评价徐志摩“爱情诗本色当行。哲理诗是枯瘠的荒径，此巷不通。散文诗是逼窄的小巷，路径很短。土白话是末节的街道岔入陌生的胡同。总之，徐君没汪静之的灵感，郭沫若的奔放，闻一多的幽微……只有选用徐君的朋友批评他的话——浮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又忘了也曾骂过郭沫若的诗“粗”，“一本诗集只四行可读”。

对同行的批评，终于转化为对现实的不满，敌视那个时代，敌视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朱湘频频写诗，写诗评，棒杀别人的同时，也捧杀了自己。他这么做，不能仅仅归咎于简单的自恋，更多的还是与时代格格不入。朱湘似乎是儿童人格，得不到时代承认，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只好用扭曲、压抑的方式发泄，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断自戕。

朱湘太爱诗歌了，这是一个为诗歌而生的人。

在清华念书，毕业前夕，被校方开除了。因为朱湘钟情于文学，对必修课不感兴趣，终因点名累计不到三次被开除学籍。友人与校方交涉，终使让步，只要朱湘认错，便可收回成命。朱湘一意为之，坚持无错可认，宁可离开清华，也不低头俯就。朱湘说“清华则生活是非人的……清华只是钻分数”“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却逃不出一个假，矫揉”。

三年后的一九二六年，朱湘由朋友力保再回清华，自办新文月刊，专发新诗，自诩五年内遍及全国。然事与愿违，这本月刊总发行才二十份。

一九二七年，朱湘赴美，在劳伦斯大学留学，外教读的一篇文章把中国人比作猴子，朱湘愤然转投芝加哥大学。一九二九年，朱湘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加之一女士不愿与其同桌再次离学。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同年九月，朱湘回国，任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朱湘却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又一次愤然离去。并且大骂称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

朱湘是狂妄的，狂妄得严肃而认真，这种个性，任何时代也不大容得。这是性格，性格决定了命运。

朱湘慨叹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由于性格原因，友情和爱情成了镜中之花，“穷”得只剩下诗了。朱湘的生活里除了诗，了无其他，甚至没了自己。当时就有人说朱湘“他很需要朋友，又爱得罪朋友”。

一个人为世不容，为时代不容，除了死，似乎别无选择。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上海至南京的客轮上，朱湘纵身一跃。冬天的江水很冷，但他不能回头了。一语成谶，这个“每天二十四小时写诗的人”终“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据说朱湘最后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另一本是自己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是用他妻子工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