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修养的著作《中庸》

人性修养的著作中庸

中庸是我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传统观点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后裔子嗣子思。中庸作为我国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历史的发展，也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了辉煌的篇章。

那还是在远古时代，人们逐渐从对“天”的观察活动中总结出了宇宙的普遍规律，并将其称之为“道”，使其一代代地传下来。

人文始祖尧帝传位给舜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允执厥中”，舜帝传位给禹的时候所说的话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尧说的那一句话，就已经讲清楚了什么是“道”的至极之理，也已经完全包容了至极之理的内容。而舜后来在这一句话上又加上另外三句，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尧所说的那句话的前因后果，因为只有明白了前因后果，才有可能对“道”的理解达到既精且微的“庶几”的地步。

所以，自从人类得到“道”以来，一代代圣人相互传承，这样的传统称之为“道统”，即是关于“道”的传统。像“至圣先师”孔子，虽然本人没有朝廷的官爵禄位，然而，由于其继承整理了以往圣人关于“道”的学问，为后来的人在学习“道”的学问上开辟了道路，其在“道”的功德方面甚至还远胜于尧舜这样的君王。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聚在一起讨论学问。弟子子贡问孔子：“老师，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

孔子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

子贡又问：“那么，‘过分’是不是比‘不够’贤一些呢？”

孔子说：“‘过分’与‘不够’貌似不同，其实质却都是一样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处，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

子贡又问道：“老师，怎么样才能够完全做到中庸呢？”

孔子长叹了一口气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啊。”

子贡又问：“为什么中庸不容易做到呢？”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是，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是：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无论是智还是愚，无论是贤还是不肖，都是因为缺乏对“道”的自觉性。就像人们每天都要吃喝，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去却不知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时间也不能坚持。”

子贡又问：“老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到中庸呢？”

孔子说：“像舜那样具有大智慧的人！舜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避开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过与不及两端的意见他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孔子对中庸之道持高扬和捍卫态度，是因为一般人对中庸的理解往往过于肤浅，看得比较容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孔子才把它推到了比赴汤蹈火，治国平天下还难的境地，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中庸之道的高度重视。

孔子曾经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至高无上的。”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也曾感叹，“老百姓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有五项，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了保持彼此之间统一和谐的关系，孔子认为彼此的行动都要有一个“度”，超过或不足都会破坏这种统一和谐的关系。

在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上，孔子针对当时王室衰弱、诸侯争霸的现实，他要求大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以盟会的方式维持列国之间的平衡。他所以对齐桓公和管仲由衷地赞扬，就是因为他们在实现齐国霸业的同时维护了周王室的地位和列国的稳定。

有一天，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怎么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这些政事就实施；他们去世，这些政事也就废弛了。治理人的途径是勤于政事；治理地的途径是多种树木。”

“说起来，政事就像芦苇一样，完全取决于用什么人。要得到适用的人在于修养自己，修养自己在于遵循大道，遵循大道要从仁义做起。仁就是爱人，亲爱亲族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得适宜，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义。至于说亲爱亲族要分亲疏，尊重贤人要有等级，这都是礼的要求。”

“所以，君子不能不修养自己。要修养自己，不能不侍奉亲族；要侍奉亲族，不能不了解他人；要了解他人，不能不知道天理。”

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孔子要求人们，特别是君子应把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品格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使之处于一种完善的标准状态。

一日，弟子子贡向孔子问道：“老师，贫穷而不去巴结人，富有而不骄傲自大，这种人怎么样呢？”

孔子说：“当然可以，但是还不如贫穷而仍然快乐，富有而尚好礼节的人。”又说，“典籍上说，君子矜持而不争执，就会疑惑不决。”

子贡又问：“老师，奢侈跟节俭相比，哪个更不好呢？”

孔子说：“奢侈就会不恭顺，节俭就会寒碜。与其不恭顺，宁可寒碜。”

孔子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要求对每一种品格都能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度”，这就是一个君子的形象。

在处理人伦关系上，孔子把中庸与礼联系起来，实际上既讲等级尊卑，要求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僭越、不凌下，同时又调和、节制对立双方的矛盾，使不同等级的人互敬互让，和睦相处，使整个社会和谐地运行。

孔子中庸学说的真谛在于，礼的应用，以和为贵，是一种治国的艺术、处世的艺术和自我修养的艺术。其主要原则有3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其目的不外乎要求人们正视自己的等级名分，一切都在礼的框架内活动，以求得上下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安宁。

孔子之后，对于“道”能由“见”而能达到“知”境界的，只有弟子颜回和曾参，这两人可说是真正体悟到了“道”的本质，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其后由曾参再往下传，又回传到孔子的孙子子思那里。

子思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动荡不安的战国时期，时代的总体特征正如后来西汉经学家刘向所说：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君，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当时的各个大诸侯国都是欲争当“霸主”以主宰天下。对内力图改革，以富国强兵，对外则进行兼并以扩大疆土。

在这样的年代里，涌现出一批“策士”，他们四处奔波，游说诸侯，为之出谋划策。这些“策士”们关心的并非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动荡，所追求的是个人名利。

这时的学界已经与孔子的圣学相去已远，各种异端邪说已经繁衍起来。子思恐怕时日愈久远则道统的真正学问也会流失得愈多，所以按照尧舜相传的关于“道”的本来之深意，加之平日从父辈和老师之处所得到的见闻，相互参照演绎，写成中庸一书，以将道统的精髓诏告于后世的学者。